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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九龄因为才华当了宰相,也因为小人的谗言,被罢免了宰相

张九龄是一位有胆识、有远见的政治家、文学家。他忠耿尽职,秉公守则,直言敢谏,选贤任能,不徇私枉法,不趋炎附势,敢与恶势力作斗争,为“开元之治”作出了积极贡献。作为开元盛世的最后一个名相,举止优雅,风度不凡,深为世人所敬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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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九龄在童年时代就异常聪明,对文学情有独钟。 他七岁能写出流畅的文章,到了青年时期,他更加勤奋好学,学识渊博。十三岁时他上书广州刺史王方庆,刺史读后,口中蹦出了这样一句话: “此子必能致远。"此话后来果然言中。张九龄一举金榜题名,高中进士,被授予校书郎。后身为太子的李隆基举天下文士亲自策问,张九龄以其对策优秀,被提升为左拾遗。唐玄宗即位后,又调任左补阙。

张九龄能够敢言直谏,办事公平稳重,才华卓越、学识渊博,唐玄宗对他十分欣赏和信任。但时长日久之后,唐玄宗开始烦恼张九龄的进谏。开元十三年(公元725年),玄宗封禅泰山,身为宰相的张说陪同。封山之典后,唐玄宗为陪同人员晋级加爵,张九龄直谏道: “官爵是天下的公职,德高望重的人才能升职加爵,加官晋爵的首要资本并非劳苦。如果主次颠倒、混淆视听,往往会引起别人的非议。”

张说反对说:“这件事皇上已经决定了,不过是一件小事,何足挂齿。”加官晋爵的举动,闹得朝野内外一片混乱。张说被罢官赋闲,张九龄因为与张说有着密切的关系,也受到牵连,先改任太常少卿,后又出为冀州刺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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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九龄职位的升迁,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张说的引荐。而张说看中张九龄,是看中他的文才,两人都姓张,因此认了同宗。唐玄宗也好文学,对张九龄的文学才干更是称赞备至, 他需要一个能够粉饰太平的文坛巨匠来表现他政治上的成就。他对侍臣说:“张九龄文章,自有唐以来,没有人能够比得上,我即便终身向他学习,也不能获得他十之一二的才华。他是真正的文坛帅才。”张九龄除政治德能之外,能当宰相,最主要原因在于他的文学才能与成就。

张说辞世后,玄宗想到张说曾多次推荐张九龄为集贤院学士以备顾问之事,因而拜张九龄为秘书少监,副知院事。当时朝廷正好要起草赐渤海国诏书,无人胜任,张九龄走笔立成,深得唐玄宗赏识。不久就转为工部侍郎,知制诰,后转为中书侍郎。三年后,张九龄被加封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,做了宰相,而且居宰相之首。张九龄一步一个台阶,从右拾遗做到了宰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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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玄宗前期还是个励精图治的开明君主,但后期他却逐渐走向昏庸。张九龄任相时,由于唐玄宗的昏庸,国内局势日趋恶化。 张九龄不顾个人安危荣辱,怀着治国安邦的心理力挽狂澜 他认为:任人唯贤是国家兴衰之根本。在任职期间, 他反对私情用人 ,反对压制人才,因此他任用了一大批贤才,使国家的清明局面继续得到了维持。

张九龄改变了过去重京官轻外官的历史做法,以便建立稳定的中央政治体系。他上奏玄宗说: “治国之本 ,最重要的在于重视一个地方的太守和县令。”因为太守和县令是接近百姓的亲民之官。 他主张:“凡是没有做过都督、刺史的,虽然有高超的策略,但不能任侍郎、列卿,不曾当过县令的,虽然善于谋政,不能担任台郎 给事中、中书舍人等职。”这些举措对于提高外官的地位,整顿地方吏治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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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玄宗时期,口蜜腹剑的奸相李林甫也是玄宗的宠臣。唐玄宗拜张九龄为相之后,为了进一步满足自己的政治理想,又准备提拔李林甫作为宰相的候选人。对此张九龄非常反对。他言道:“陛下欲拜李林甫为相,臣始终担心这个人会为陛下增添社稷之忧。”张九龄的反对在唐玄宗的意料之中。但是对于张九龄的意见,唐玄宗并没有听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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