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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历史人物研究的若干问题_新博国际电子娱乐网站

  历史是由人创造出来的。要研究历史,就不能不研究人,研究那些创造历史活动中有所作为、发生影响的历史人物。所以,无论古今中外,写历史的书,无不以大量的篇幅谈论人物,中国历史学经典就是明证。比如《史记》,司马迁在书中设本纪、世家、列传,都是讲人物的。以后的官修史书也都与此大同小异。近代以来,历史书写方式有很大变化,但写人物,仍是所有历史书写者都避不开的。近几十年来,因思想解放,许多禁区被突破,历史上各种各样的人物都进入史学家的视野。于是历史人物的传记、年谱大量出版,历史人物的日记、书信等大量地被发掘出来,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素材。

  专门研究历史人物,已是历史研究的一大主题。即使不是专门研究人物,你也无法回避一些重要人物的生平事业。如你研究近代经济史,不能回避搞洋务实业的盛宣怀、搞大生纱厂的张謇、搞铁路的著名工程师詹天佑,如此等等。搞近代政治史就更不用说了。搞军事史、教育史、思想史、文学艺术史,等等,无一例外,都要和历史人物打交道。所以对历史人物的研究,是历史研究最重要的内容。

  下面,根据我几十年来从事近代史研究的经验,略谈谈我对历史人物研究的一些体会和心得。我想从五个方面来谈。 

  一、历史人物生活的背景

  (一)时代及地域的背景

 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,人,是他的生存环境的产物,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历史环境。

  近代的大幕拉开以前,中国人自以为是天下唯一的文明大国,完全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其他的与中国相若的,甚至高出于中国的文明。一旦大幕拉开,突然发现还有许多跟我们一样发达甚至更为发达的人类文明。而且这些文明的国家、民族,正以他们各种中国人闻所未闻、见所未见的文明的产物——大炮、军舰、远距离射击目标的步枪等来攻击我们,强迫我们打开国门,设置口岸,签订不平等条约,甚至赔款割地。这真是数千年未曾有的大变局。这时,清朝统治在内部也早已现出因腐败而造成的种种危机。于是,这一代中国人都生存于空前严重的内忧外患之中。凡略能读书看报、稍有公共观念的人,便不能不面对这一大变局而产生某种应对的心理和态度。一些人为危迫的环境所激,切望以急风暴雨式的手段,以求改变现状。另一些人,可能倾向于针对现存的问题做逐步的改革,以求消除危机,走上向前发展之路。还有一些人,则因与现存制度有密切的联系,希望维护现存秩序。这三种政治取向是研究晚清历史的人所熟知的。我们研究这一时期的人物,都跳不出这个范围。

  到了民国年间,仍然有三种政治力量在社会大舞台上较量。因为没有哪一种力量取得绝对优势,民国政治一直没能走上轨道稳定地运行。极端保守的力量以为,既然共和民国不能救中国,那就复辟帝制好了。袁世凯的复辟与清朝皇帝的复辟,都曾表演过,都失败了。激进的力量则主张以暴力的手段,打破现存秩序,建立新的社会秩序。革命党,先是孙中山的革命党,后来的共产党,都是如此。还有一些人,包括一部分晚清时期过来的改革派,以及大多数工商业者、自由职业的知识分子,等等,他们主张在共和国体之下,循名责实,用和平改革的手段逐渐达到真共和的地步。

  我们研究近代史上的人物,必须对上述的基本背景有清晰的认识,才能更好地把握该人物所处的历史地位。

  以上是就整个国家的背景而论的。还有地域的背景也很重要。古代人非常重视一个人的郡望(或称地望)。我们国家幅员广大,各地域,其地理、历史、风俗、人情,很有差别。我们这里无法详细分析各地域的差别,只想强调一下,与近代史关系至为重要的一种地域差别,那就是,南方珠江口岸与长江口岸所带动起来的近代化运动造成的人文优势。从清末以来历次发生的革命运动、改革运动,几乎都是从这两个地域发生出来的。看一看历次革命运动、改革运动的领袖人物、骨干分子,其绝大多数都出于这两个地域:珠江流域的两广,长江流域的江、浙、江西、安徽、两湖和四川。北方虽然也出现一些相当重要的人物,但多半是因某种机缘与南方领袖分子有所接触,真正“无文王亦兴”者,甚为少见。

  (二)家族与家庭的背景

  家族和家庭在中国社会结构中历来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。一个人成长的第一个既定环境就是家族与家庭。社会发展程度越低,社会公共教育发展的程度越低,家族和家庭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越大。我们举两个明显的例子,康有为和孙中山。康后来成为改革派的领袖,而孙是革命派的领袖,家庭环境的影响是很明显的。康有为出生在南海县一个官宦之家。他的曾祖父曾做过福建按察使,他的祖父做过连州训导,并死于任上。他的父亲,则做过江西补用知县。他的一个从叔祖做过广西布政使,一度护理广西巡抚。这样一个家庭,可谓“世受国恩”,很难与之断然决裂。但国家深处危机之中,不能不有所改变,以图救国救民于水火。所以,康有为走上追求改革的政治道路。孙中山出生于香山县一个临近香港、澳门的村庄中的一个农民家里。这一带,广泛流传着太平天国起义的故事,听惯了这些故事的孙中山,少年时,即以洪秀全第二自命。他目睹民不聊生、国家危亡的现状,颇想继承洪秀全的事业,来一番改天换地的革命运动,推翻清朝另建新国。他成为兴中会、同盟会的领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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